第525章 芦台盐场！怎一个苦字了得？

    离开遵化铁厂的第三日，朱高炽一行人抵达芦台盐场。

    马车刚驶近盐场边界，就见远处的官道旁站着一队官员，为首几人穿着青色官袍，腰间挂着印信，正是盐运司青州分司的官员——运同王怀安、运副赵德昌，还有芦台盐课司大使孙承福。

    “下官王怀安，率青州分司属官，恭迎胖殿下、皇太孙殿下！”王怀安率先上前，躬身行礼，语气恭敬得近乎谄媚，“殿下一路劳顿，下官已在盐场驿馆备下接风宴，还请殿下移步歇息。”

    赵德昌和孙承福也连忙跟着行礼，两人脸上堆着笑，眼神却时不时瞟向朱高炽身后的羽林卫，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紧张。

    他们早从南京的邸报里得知，这位胖殿下在遵化铁厂雷厉风行，不仅革了旧工艺，还揪出了参与贪墨的所有官员势力，如今突然来芦台盐场，谁也摸不准他的心思。

    朱高炽掀开车帘，目光扫过三人，淡淡开口：“接风宴就不必了。我来这儿，是看盐场的，不是来吃酒的。”

    他语气平淡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，“现在就带我去盐场，看看你们平日里是怎么煮盐的。”

    王怀安三人脸色微变，互相递了个眼神，却不敢反驳，只能连忙应道：“是！下官这就带殿下去！”

    一行人沿着泥泞的官道往前走，越靠近盐场，空气中的咸味就越重，脚下的路也渐渐变得湿滑——那是常年煮盐渗出的盐水，在地面结了一层白霜，踩上去咯吱作响。

    走了约莫半个时辰，眼前的景象骤然开阔，却是一片令人窒息的荒凉：

    沿海的滩涂上，密密麻麻地排列着数百个低矮的土灶，每个土灶旁都支着一口黑黢黢的大铁锅，锅里翻滚着浑浊的盐水，蒸腾的白气裹着刺鼻的咸味，弥漫在整个盐场上空。

    土灶边，一个个身影佝偻着腰，正机械地往灶里添柴、搅动盐水，他们就是芦台盐场的灶户盐丁。

    朱高炽停下脚步，目光落在离他最近的一个土灶旁。

    那是个约莫四十岁的汉子，穿着一件破烂不堪的粗布短衫，衣料上结着一层厚厚的盐霜，像是在身上裹了层硬壳。

    他的皮肤呈深褐色，布满了干裂的纹路，手背和手臂上满是烫伤的疤痕，有的结了痂，有的还在渗着血水。

    他手里握着一根长长的木勺，正费力地搅动着铁锅里的盐水，每动一下，肩膀就剧烈地颤抖，像是扛着千斤重担。

    “咳……咳咳……”汉子突然剧烈咳嗽起来，弯着腰，咳得撕心裂肺，嘴角甚至溢出了一丝血丝。

    他身边一个约莫十二三岁的孩子连忙上前，接过木勺继续搅动，孩子的个头还没铁锅高，只能踮着脚，小小的脸上满是与年龄不符的麻木，手上同样布满了裂口和盐渍。

    “那是老周，”孙承福在一旁小声解释，“他爹就是灶户，他打小就在这儿煮盐，熬了快三十年了。旁边是他儿子，刚满十二，也开始学煮盐了。”

    灶户盐丁代代相传，生而为灶户，那世世代代都得煎盐煮盐。

    朱高炽看了看被摧残得不成人形的老周，还有他身旁这个可怜的孩子，由衷地叹了口气。

    说实话，老朱这个人，确实是不好评价。

    他身上的矛盾感，几乎贯穿了整个洪武朝，既有着让后世称道的民本情怀，也有着让时人窒息的专制铁腕，就像一块正反两面截然不同的硬币，让人很难用简单的“好”与“坏”来定义。

    你说他伟大吧，他确实担得起“伟大”二字。

    作为从底层佃农、放牛娃一路摸爬滚打，最终推翻元朝暴政、建立大明的帝王，他比任何一位统治者都更清楚平民百姓的苦难。

    为了护佑百姓，他不惜打破官僚集团的利益壁垒，亲自编写《大诰》——这部被后世认为“略显离谱”的法典，里面详细记载了贪官污吏的各种罪行，甚至将剥皮实草、凌迟处死等酷刑写入其中，用最直白、最血腥的方式震慑官员，让他们不敢欺压百姓。

    在反贪反腐上，老朱更是做到了“零容忍”，不管是位高权重的开国勋贵，还是基层的小吏，只要牵涉贪腐，哪怕只贪了几十两银子，也必然会被追查到底，逮着就往死里整。

    洪武年间的“空印案”、“郭桓案”，动辄牵连数万人，虽有扩大化之嫌，却也实实在在地刹住了官场的贪腐风气，让百姓得以在相对清明的环境里休养生息。

    从这一点上来看，老朱确实是一位心系百姓、敢于革新的伟大帝王。

    但是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，朱重八同志骨子里的“小农思想”和“家天下”观念，又深深地影响了他的治国策略，让很多政策带上了强烈的专制色彩，甚至可以说，有些事情做得并不地道。

    他一生都在追求“稳定”，这种稳定不是百姓自主选择的幸福，而是他眼中“可控”的秩序——百姓老老实实耕田，官员规规矩矩办事，整个大明天下像一台精密的机器，按照他设定的轨道运转，不容有丝毫偏差。

    比如路引制度，就是他维护这种“可控秩序”最直接的工具。

    按照大明律令，百姓凡是离开所属州县百里之外，就必须向官府申请路引，若是没有路引擅自出行，士兵会将其以逃兵论处，普通百姓则按“偷渡”治罪。

    “偷渡”的惩罚绝非小事，最轻也是杖八十——要知道，明朝的杖刑用的是大竹板，杖八十下去，就算是身强体壮的汉子，也得皮开肉绽，侥幸不死也会落下终身残疾，更别说老弱妇孺了。

    而且，申请路引的流程繁琐到让人望而却步：首先要向本乡的里正、甲首提交申请，详细说明出行的理由、目的地和返回时间；里正、甲首核实无误后，再呈报给州县衙门；州县官员审核通过，才会发放路引。

    路引上要密密麻麻注明申请人的姓名、年龄、相貌特征、家庭住址，甚至连出行的具体事项（如探亲、经商、求医）、起止地点的详细地名，以及必须返回的期限，都要一一写清，半点不能含糊。

    之所以把流程设计得这么麻烦，本质上就是朝廷有意为之——通过层层审批、处处限制，让百姓主动放弃远行的念头。

    所谓“路引”，看似是出行的凭证，实则是朝廷为了限制人口流动，将百姓牢牢束缚在土地上的一种强制措施。

    这位草根皇帝的逻辑很简单：人是税的根源，地是税的载体，一旦人跑了，土地没人耕种就会荒芜，朝廷就收不到粮食税、人头税；没有税收，国库就会空虚，军队就没了军饷，大明的江山就会不稳。

    所以，他必须用路引把人“钉”在土地上，确保每一个百姓都能成为朝廷税收的“稳定来源”。

    你说什么？世界这么大，你想去看看？

    在老朱的治国理念里，这种想法简直是大逆不道——腿给你打断信不信？